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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保护：沿海经济带的两难命题

开发与保护：沿海经济带的两难命题2009-11-08 12:37:18 来源：中国经营报分享到：如果有人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要感谢广大农民们做出的牺牲，相信持异议的人不多——成千上万亩农地以各种方式转变用途，数以亿计的农民背井离乡涌向城市，源源不绝供应的厂房用地以及廉价劳动力，让“世界工厂”马力十足。

但要是有人声称，中国经济奇迹同样要感谢广大渔民们做出的牺牲，却未免显得有些危言耸听了。

从“失地农民”到“失海渔民”

说出此番惊人之语的不是别人，是大连獐子岛(30.54,-0.37,-1.20%)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2069.SH)董事长吴厚刚，他的另一个主要头衔为中国渔业协会副会长。

獐子岛渔业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海珍品深海养殖企业，2006年10月曾创下上市仅两周即成为沪深两市第一高价股的辉煌纪录。

在号称当地“金融街(13.50,0.35,2.66%)”的大连人民路一栋大厦的公司总部里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吴厚刚正好从不久前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辽宁沿海经济带转了一圈回来。

他说此行最大的感触是，作为中国海岸线上最后一片大面积开发地区，辽宁沿海规划起点比较高，项目投资手笔都很大，大多是瞄准国际一流水准开发的，而且各级政府比企业还着急，各方目标高度一致，就是努力让经济快速发展。

不过，这位自小在海岛长大、出身基层的CEO，并未忘记自己的渔民本色。一路上看见沿海都是建设大港口、能源基地、发电厂还有临港加工区，吴厚刚担心，所有这些，都把渔民赖以生存的水面占了，把他们的“口粮”占了。

据他介绍，如今中国沿海大部分区域的海洋养殖业处境都很艰难，尤其是个体养殖户规模不大、技术有限、收益不高，九成亏损。

“陆地上的农民就算日子不好过，无非是吃好吃坏的问题，可渔民是拿生命换的钱，一场风过来什么都没有了，每年海上要死多少人？”吴说，“现在海越来越少，环境越来越差，养殖难度也越来越大，收费却越来越高了！”

他所说的“收费”，指的是养殖户按规定向主管部门交纳的海域使用金，一般个体户每亩水面交10元，企业每亩50元，类似于陆地上的土地租金。

按2001年国家颁布的《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个体养殖户海域使用金可由地方政府批准减免，但实际执行中，各地几乎一律要求征收。结果有些地区困难的渔民也想方设法不交。

吴厚刚呼吁，现在农民种田不必交税还有补贴，渔民没补贴反而要交海域使用金，厚此薄彼，难以体现公平，政府理应能减负就减负，渔民其实也算农民，要先保证他们有饭吃，才能谋发展。

“再过二十年我们要后悔的”

与吴厚刚一样，水产研究学者方建光，也为眼下轰轰烈烈的沿海二次开发热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深感忧虑。

现任黄海水产研究所(青岛)养殖生态研究室主任的方建光认为，如今我国沿海几乎没有可供利用的现成土地了，以前围海造田发展农业，尚可接受，现在围海造地发展工业，或搞房地产开发，这样下去不光对渔业不利，还严重破坏了沿岸生物栖息地和近海生态。

“只怕这样下去，未来十年、二十年我们是要后悔的。”方建光说。

据方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曾应邀参观江苏太湖，当地官员津津乐道自身经济的发展迅速，当时他就想，将来他们可能要后悔的，因为大量引进那些 别人不要的“垃圾工业”，即使眼下创造了上百亿元的经济效益，以后说不定要花上二三百亿元来治理。近几年爆发的太湖蓝藻污染事件，不幸印证了方的担忧。

今年1月，国家海洋局公布了2008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报告，称中国沿海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及部分大中城市近岸局部水域。这些绝大多数是人口高度密集、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方建光举例说，渤海作为内海，本来就不利于海水交换和净化，加上周边大中城市聚集，又多是发展重化工业，污染之严重，可以想象，近年来国家花了很多钱，上了很多治理项目，可惜效果总不明显。

而像河北曹妃甸那样进行数百平方公里的大规模填海，会造成沿岸海水中出现大量悬浮颗粒，实际上等于空气中的灰尘污染一样，会让海里各类生物无处可逃，尤其是鱼类的腮会被这些颗粒堵塞，活活憋死，这样一来，附近大片海域将成为“死海”。

另据官方统计，2008年中国管辖的300万平方公里海域上，共发生100平方公里以上的赤潮24次，累计面积为12438平方公里，其中面积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赤潮就有3次。

去年，方建光等水产学者曾向农业部领导提交“环渤海的荒漠化治理”报告，建议改变以往主要以物理和化学手段治理近海污染的思路，通过养殖不同营养层次的生物——通俗地说，就是人工养殖大型藻类、贝类、鱼类——逐级吸收转化海水中的化学污染，实现营养成分的均衡，同时借助藻类吸收二氧化碳，净化相关海域的空气。

是亡羊补牢还是未雨绸缪？

但无论是传统的化学和物理手段治理污染，还是以生物手段进行有机转化，都不过是既成事实之下的补救措施。面对新一轮从南到北掀起的沿海开发热，方建光承认，近海生态保护的问题，涉及多方利益，短时间内无从解决。

接受记者采访时，方正在参加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与黄海水产研究所合作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会上大家的话题不约而同地集中到海洋环境污染上来。

“中央反复强调沿海各大经济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应急功近利，实际上地方政府很难严格执行，我们研究海洋生态养殖的人都很着急，但是有什么用呢？”方建光说。

而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韩立民指出，对海岸资源的激烈争夺，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他说，为了充分利用临海和港口优势，各国各地区城市建设越来越趋向于临海或临港，各种类型的临海产业带或临港工业区不断聚集，使得对海岸线及邻近海域的争夺进一步加剧。

“海岸带是一个既有别于一般陆地生态系统，又不同于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独特系统，其最大特点是生态环境相当脆弱。”韩说。

今年9月作为企业代表出席大连达沃斯论坛时，吴厚刚逢人便宣传“生态是有生命的，生态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希望做一个海洋生态的保护者。

尽管“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的说法，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但相对于对陆上产业积极投放政策、倾注巨大资源的努力来说，对如何合理开发利用和管理保护海洋，却似乎未得到政府足够的重视。

自上世纪50年代建国之初起，中国的海洋管理部门经历了从水产部到水产总局，再到渔业局的历程，功能一步步弱化，“农林牧副渔”，海洋产业一度只是作为农业的一个分支。

改革开放后，随着海洋产业多元化及经济利益的凸显，又出现多头管理，争相插手的场景，同样一片海域上的事情，既要请示国家海洋局和农业部，又要听环保总局、质检总局和国土资源部的，以至于如今的海域管理只能用“混乱”二字形容。

有海洋产业研究学者呼吁，国家应尽快成立海洋部，实施强有力的统一管理，“一家说了算”，避免除了征收税费之外，都不负实际责任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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